退休后与年轻一代的互动与交流

◆ 东北大学材冶学院首任院长 郝士明

我的 43年 “教师”生涯中，有17年忝居教授之位。但说来十分惭愧，作为一名工科教授，我却没能成为那种强于发明创造、拥有许多专利绝活的人物；相反，我是属于那种常被诟病的除了写写论文，别无长项的类型。虽然我也有一些科研项目是与大企业合作，也获得过高级别科技进步奖。但自己明白，我的实际贡献多属于锦上添花的性质。而最后担任博士导师的14年中，更是完全脱离了这种应用研究，而是通过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所谓技术基础型研究中，把10多名博士生送出了校门。

我很欣赏一位中科院中年科学家朋友的说法，他的意思是：“基础研究是把研究工作最光鲜的一面展示给人看；而应用研究却要把研究工作的“短板”展示给人们”。这里并没有贬低基础工作的意思，当人们都想把最光鲜的一面拿来展示的时候，若没有创新性的发现是绝不可能的。其实，他的说法主要还是道出了应用型研究的真实苦衷：一个隐蔽的、很小的失误或缺陷，足以让一个巨大的工程项目止步难行。

尽管我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也缺乏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的专长，但如果说我毫无特点，一无是处，那也并不实事求是。过分的妄自菲薄也应算作虚伪。我在长时间的基础性研究中，逐渐养成了一种质疑研究结果的习惯。久而久之，“挑毛病”便成了我的特长，甚至还有了点名气。中科院金属所的喜欢被“挑毛病”的科学家们，特意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博士生答辩，而不喜欢被挑毛病的研究生，也想尽办法要避开我的参加。我校、我院的一些预审类型的“挑毛病”会议我也参加了很多。

退休后的我，与毕业后的学生们

由于难舍教师岗位，在退休前夕我给自己做了一个“余热计划”：写几本书。虽说没有什么立言传世的价值，但教材总是学生们需要的，应该有其存在价值。似乎做完这些，才可以心安理得地退出教师舞台。谁知事与愿违，退休前后的一段时间，正是我身体最差的时候。相继得上脑血栓、糖尿病、心肌梗塞等多种疾病，多次住进医院，直至进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也正是这段时间，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学生们对我的关心和照料，不仅大大分担了家里重负，还有效地增添了我战胜病魔的意志。我暗自发愿：如果此生还有机会对学生们发挥作用，将是我生活的最大满足与乐趣。

满足这个愿望的日子不久到来了。2006年，我退休后的第二年。我指导的博士生Q君在日本留学九年之后，因才干突出被我材料学科看中，拟作为优秀人才引进。但是，当时他已经答应了上海的一所大学，看好Q君的是一位老院士，该大学也给出了优厚条件。东大希望我这时能发挥点作用，争取他回东大工作。这让我很为难：一是Q君是江苏人，去上海等于返乡；二是对方欣赏他，条件优惠。但我还是设想了一些解决方案，甚至想过搞点“小计谋”。但是，后来我打消了这些念头，只是与他认真分析了将来的发展道路：选地域条件还是选学科环境。最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他本人从本科到博士后的长达十几年的“东大情”起了作用，最终他决定“弃沪归沈”。

这年在包头召开的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会上，我遭遇了上海的这位院士。因为都是熟人，他见了我劈面就问：“你用了什么手段，把Q君给挖了回去？”我只好实话实说：“哪有什么手段？是母校情结起了作用啊！”整个会议期间，院士都在自责，没有给出更好的条件。如今，Q君已经是国家863工程主题专家，这样的专家东大不过2人。

就在这一年Q君即将回国前，他写了一个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申请，从日本发给我征求意见。这是个十分新颖的构思，但是要变成一份优秀的申请书，还要下一番功夫。由于我曾多次申请到国家自然基金，而且还担任基金学科评审专家长达8年，对撰写申请书的一些心得这时可以发挥作用了。于是我们通过互联网和电话，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交流：他向我普及薄膜磁性材料的概念；我向他传授提取、论证科学问题的经验，消灭可能出现的纰漏。这番交流取得了成果，使他在回国前的首次自然基金申请中获得成功，这在我校材料学科还是第一人。

一年后，我指导的另一名博士生J君也在日本留学8年后回国。她知道Q君已经申请到了国家自然基金，也在回国前构思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新颖性明显，内容我也相对熟悉，但是我还是需要深入学习。不仅要进一步了解她的思路和创新点，也需要帮她厘清科学问题和研究方法。这场国际电话交流和网上文件传递持续了近1个月，挑毛病的特长再次派上用场。J君也终于在回国之前报出了申请，并在当年高票入围。拿到了她回国开局的第一桶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资助。

加上2004年我指导的国内博士生L君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成功，已算“三战连捷”了。这点特长也因此在年轻人中传开，凡我能帮上忙的基金项目申请，都愿意来找我把关定向。几年来，经我认真参与或做出重要加工后获取的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面上基金、青年基金资助的项目共11项。还不包括一般性修改项目。

上面所述的帮学生们打开自己研究局面的事，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付出和给予。其实若说我的真实感受，它却更是一种收获。因为这些事情实际在向自己证明，退休之后的我还有某种剩余价值，还在被学生们认可和需求。而这种感觉令我非常快慰，这正是我在退休之前，还没能说清楚的一种模糊的追求。

退休后的我与外校学生们

我在2004年撰写的的《材料热力学》一书，由北京化工出版社发行后，于2005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同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从此不断有全国各地的读者发来邮件请教问题。特别是2007年“自考通过网”将我编写的课件以《郝士明·材料热力学讲义》的名称私自挂上了互联网（连我上网查看都需要缴费）以后，来请教、答疑的人大增。虽然素昧平生，我还是尽量耐心予以解答。例如，一位网名叫LiZijing的网友我为他答疑了3~4次，占去了我很多时间，直到最后，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位燕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和真实姓名。

又有一次，以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著名中年学者Du教授的名义，介绍其研究生与我联系，并请教液/固两相平衡的实验方法问题。经过几次切磋，他成功做好了这项实验研究，一定要我联名发表论文，我婉言谢绝了。后来见到Du教授说起此事，他虽深表谢意，却申明对此事毫不知情。这时我才恍悟，这不过是学生自己安排的交流方式，但我还是因为学生有需要于我而感到欣慰。

也经常有这种情况，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们，过高地估计了我的能力，在Email上请教的问题常常超出了我的所知所会。这时我通常不太愿意简单地说：对不起，无可奉告，特别是对于东大的在读学生。我会根据了解到的线索，向他（她）们提供一些参考文献或参考书，让他们自己去学习，这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去年春天我去杭州参加一次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验收会。会议由浙江大学承办。在到达杭州机场时，来接我的并不是浙大的教师，而是现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我校硕士毕业生S教授，既很意外，也很高兴。我猜想他不是会议请的专家就是验收项目的参加者。待问过之后，原来都不是，他说出的两个字居然是“答疑”。我说，你已是名满全国的储氢材料专家，复旦大学材料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要我答疑什么？开玩笑！他很严肃地对我说，20多年了，您讲的《材料热力学》，我还印象深刻。最近看到您写的书，是专门来讨论几个问题的。三天我们讨论了3次，他说很有收获，还对《材料热力学》的第3次再版提出了建议。

学术问题还是要较真

有一次我问学生们，我给你们的最深印象是什么？好的坏的都可以说。坏的当然不好意思说，一个中性的印象却让我回味很久。这就是：“老师爱较真”。这个印象虽说偏中性，我还是有些得意的。比如说画图，这是科技论文中重要环节。我在留学期间和后来的科研实践中，养成了要把成果图、示意图画好的习惯，在进入电子时代后更是如此。我也用这个标准要求学生，但他们一时并不适应。我想出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画不好，我替你画，你总要学习吧！但这一招也并不总是有效。只有Liu君变成了超过我的Adobe Illustrate高手。不过我倒是因此锻炼出了电脑画图能力。不管是本科生、博士生的图，越复杂的，我越有兴趣画。与此同时，学生们的图稍有不满意处，我也决不宽贷。久而成习惯，在我退休多年之后，还有学生找我研究画图。

在Liu君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中有一个测定“扩散系数”的问题，我在审核后指出这种提法有问题，正确的提法是应当是“互扩散系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概念与方法都有明显差别，获得成果的可能性有巨大不同。Liu君经仔细研究，接受了我的建议，做了重要修改。

在D君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中涉及到现代汽车车体制造技术的重大变化，我提出可用由原先的“先冲后焊”，变成现在的“先焊后冲”来概括。但是，对这样的概括是否可行，我坚持必须进行查询分析。后来在互联网上就这一问题做了大量检索研究，最后肯定了这一具有新意的概括，并最终获得了评审专家的认可。

最近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争论。L君的自然基金申请书中出现了“延伸率”这一材料力学性能的常用词汇。我在修改时把它改成了“伸长率”。在下一稿中L君又把它改成了“延伸率”，并在旁边注明：“经请教正在教《材料力学性能》的老师，似应称延伸率”。这一下引发了我的“较真”热情。因为我第一次所作的修改并非随手之举，年轻时我也曾为“延伸率”和“伸长率”迷惑过，周围的老师多半用“延伸率”一词，但经查阅国家标准我明确了，正确的术语是“伸长率”。在我的藏书中仍保存着1976年版的国家标准。事情已经过去近30年了，难道国家标准修改了不成？经过多次在网上查询，知道该标准的确曾多次修改，而且终于查到了2010年新修改的“金属室温拉力试验方法”的国家标准，其中明确规定的术语仍然为：“伸长率”。这下L君服气了：“习惯了的东西未必是标准的”。这不是大事，但既然是搞学术，适当的较真还是必要的。